这本关于美国占领下的德国红军的书，任何认真研究反帝国主义政治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第一卷：人民的炮弹》通过红军派的信件和公报的文字叙述了他们的发展历史。然而，这本书之所以特别重要和有相关性，是因为它的编辑们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记录。从这本书中，你将学到一个有力量的规模较大的团体所犯的错误，但这个团体（就像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在这方面的尝试一样） 无法在其所需要的水平上与一个“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成功的沟通。虽然武装斗争可以潜在地导致（be the seed of）更大的事物，但它也是与人民接触和交流的另一种手段。对这一历史时期感兴趣的学生应该好好学习这本书，并将二战以来作为在西欧运作的最大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武装组织之一的红军派的成功与失败化为己用。
Bill Dunne于1979年10月14日被捕。他被警察开了三枪，据该州称，他曾参与将一名同志从西雅图监狱救出来的行动，这名同志隶属于一个不知名的无政府主义团体。1980年，他被判95年监禁，1983年，由于企图越狱，他连续被判15年监禁，外加5年监禁。正如他所说，“总计105年‘就是他们觉的合适的假释’之类的话语。”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更多的人已经通过多年的努力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提供了地下组织的声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日子里，一些运动出版物负责翻译和分发像红军派这样的非法组织的文本。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Resistance（1980年代，加拿大温哥华）、Arm the Spirit（1990年代，加拿大多伦多）、l’Internationale（（1983-1984年，法国）的工作者。尽管没有特别关注游击活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多伦多的Prison News Service，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及。 我们必须感谢法国出版商Maspero，他们的几本书对我们很有帮助，还有Nadir、Extremismus、Zeitgesichte和Marxist Internet Archive，所有这些机构都维护着优秀的网站。 2003年，Anthony Murphy翻译了RAF的The Urban Guerilla Concept；虽然我们最终没有使用他的版本，但我们仍然感谢他的工作和帮助。 如果不是前RAF成员Ronald Augustin在网上维护保存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的红军派文集档案，这个项目就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进行。我们特别感谢IISH和Augustin。 这本书中的许多图片来自Vorwats bis zum nieder mit的图书和CD，由Sebastian Haunss、Markus Mohr和Klaus Viehmann编辑，内容来自各种档案，并由Verlag Assoziation A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http://plakat.nadir.org/上查看这张CD的全部内容。我们感谢所有参与制作这一艺术作品的人，以及相关的书籍和网站。 Dan Berger和Matthew Lyons对我们早期的草稿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反馈。Henning Boke， Jutta Ditfurth、来自PCF（mlm）的同志、Leftist Trainspotters和Marxmail邮件列表的成员们，都为关于西德激进左派和游击队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答案。Muhammad Abu Nasr对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提供了有帮助的见解，尤其是关于慕尼黑的“黑色九月”行动。Romy Ruukel提供了非常需要的帮助和建议，校对文本并教我们如何编写参考文献书目。许多人在这个项目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他们不愿在这里透露姓名。我们同样感谢他们。 不用说，这些个人或团体都不可能同意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他们也不一定赞同我们得出的结论。同样，他们对这里所包含的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 最后，我们开个玩笑，要感谢美国军队创造了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项目就不可能完成。
译者的话
在准备这些文本时，我们查阅了许多现有的法语和英语版本。然而，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翻译都被发现有严重的缺陷。不足为奇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那些对德语掌握有限的坚定的活动家们的工作成果，都被错误的翻译给毁掉了——考虑到德语的复杂性，这些错误通常是可以预料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原始文本的一些片段在可用的翻译中被发现缺失。遇到可能最好称为音译的情况也很常见——译者“调整”概念以适应他或她翻译文档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后一种现象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无论多么无意，对原始文件的意识形态的曲解——通常只是性质上的轻微曲解，但有时也是恶劣的。也许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我们提到的翻译文献中有增词现象；通常只有一个短语或一两句话，但有时是整个段落。 几个月来，我们仔细研究了现有的译文，希望能把它们修改成可出版的形式（本书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文件是我们能找到的两种语言的某种形式的翻译），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希望使用的所有文件在出版前都必须与原件进行核对。然后寻找原件的任务开始了，这一过程因为几个现存的网上资源而方便多了，其中包括前RAF囚犯罗纳尔多·奥古斯丁维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网站。1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名为Nadir2的网站上发现了完整的ID-Verlag的1997年的书籍，Tex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RAF。有了这两种资源，我们就有了完成这本书所需要的所有文档，除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一小部分。 我们使用的翻译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这两位“翻译”中只有一位精通德语，所以准备翻译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一旦一份文件被翻译出来，他就会把它转发给另一位“译者”，后者会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并提出改进（去德语化）所使用的英语的建议。这些建议——数量总是很多——之后将与原文进行核对，以确保意图没有被扭曲。在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版本出来之前，翻译人员之间通常要把文件交换两到三回。有三次，每次都是一句话，我们对对方的提议都不满意，因此必须达成妥协——这总共会影响到你手中这本书的大约半页。最终的结果是，这本书中所有文件被检查了至少三次，大多数主要的文件被检查了至少五到六次。 我们是在说这些翻译是完美的吗？肯定不是。在这样宏大的项目中，牵涉到四五百页的翻译，我们所做的决定之间和我们得出的解释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它们都不算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本书中的文件准确地反映了红军派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为读者提供了英语中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资源。 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把这部著作称为红军派的全部文本。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全部”是什么意思。据我们所知，我们已将RAF近三十年历史中印发的每一份文件列入本卷（1968-1977年）或即将出版的第二卷（1978-1998年）。我们指的是每一份理论宣言，每一份伴随着行动的公报，以及组织发给媒体的每一封信。 经过一番讨论后，我们决定不把豪斯特·马勒的《西欧武装斗争》（über den bewaffneten Kampf in Westeuropa）包括在内。这份1971年的文件是一份杂乱无章的理论文本，遭到RAF其他成员的拒绝，并且在该组织开除马勒的决定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马勒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公开开除的成员。（有兴趣的精通德语的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网上找到这份文档，它被包含在前面提到的ID-Verlag那本书。） 我们也没有包括被狱中RAF成员写的信，除了几个例外。实际上，彼得·巴克·舒特，RAF囚犯曾经的辩护律师，已经从信件中挑选了几千封，编辑成了一本叫Das Info的书并出版。在奥古斯汀维护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巴克·舒特对Stammheim审判的宝贵历史分析（文章简称为Stammheim）也能够在上面找到。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外，我们也没有出版多年来由RAF被告人发表的数百份法庭声明，它们通常都很长。当我们确实选择发表一封信或一份法庭声明，这是因为相关的文件填补了RAF历史中的某个理论或历史方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在其他地方很好的解决。 我们在这一卷中出版的RZ（Revolutionary Cells，革命细胞）给RAF的open letter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RAF给德国和欧洲其他游击小组的类似文件也会出现在第二卷中。
KPD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康米党）；一个亲苏康米党，成立于1919年，1933年在希特勒和1956年在阿登纳的统治下处于被取缔状态，1968年更名为DKP（德国康米党）。KPD同样也指一个由KPD/AO在1971年建立，1980年解散的Neko主义党。
KPD/AO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Aufbauorganisation（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Pre-Party Formation，德国康米党/预备政党组织）；一个1970年成立的Neko主义政党，在1971年成为KPD。
KPD/ML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Marxisten-Leninisten（德国康米党 /Marxism-Leninism）；一个Neko主义党，成立于1968年12月31日。它在1986 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GIM融合形成了VSP。
PFLP(EO)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外部行动）最初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一部分，在 70年代初期因在以色列以外进行有争议的行动而被驱逐。In 1978, the leader of the organization Waddi Haddad was actually disbanded after being poisoned by Mossad.
RAF Rote Armee Fraktion（红军派）。
RH Rote Hilfe（红色援助）；来自APO的一个重要的囚犯支援网络。
RH E.V. Rote Hilfe e.v.（红色援助注册协会）；1970年KPD/AO成立的红色救助网络。
这绝不是本卷所使用的德语词汇和术语的完整列表，其中大多数已在正文或通过脚注的方式加以解释了。以下是一些读者会经常遇到的单词。 Bundestag: 西德联邦议会。 Bundeswehr: 西德武装力量，1954年重建。 Jusos: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Jungsozialistinnen und Jungsozialisten in der SPD (Workers Association of Young Socialists in the SPD，社会民主党青年团)；社民党的青年部分。 Kripo: Kriminalpolizei（刑事警察）的缩写;德国主要的警察部队。 Land/Lander: 德语中相当于州或省的单/复数形式。 Ostpolitik: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集团的官方政策。 Rote Zora: RZ的独立女权主义附属机构。它的成员最初在1975年作为“革命小组妇女”（the Women of the Revolutionary Cells）而活跃。最后一次Rote Zora行动发生在1995年。 Stasi: The 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史塔西，它是东德的秘密警察部队，负责追踪内部异议和外国威胁。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FBI或BKA，但在政策决策中扮演了更核心的角色。 Verfassungsschutz: 字面意思是“宪法的保护”或宪法的保卫者；联邦宪法保卫局，德国内部情报部门，针对游击队和左翼情报行动的主要警察力量。
在西部地区，美国最初也曾考虑过让这个国家去工业化，以削弱它的发展，并阻止德国在未来发动战争。然而，这种方法很快就被否决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7年6月的指令指出：“一个有秩序的和繁荣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而富饶的德国做出经济贡献。” 福特、通用汽车、大通曼哈顿银行、IBM和标准石油等公司战前在德国进行了巨额投资，并都在游说德国尽快恢复一切正常，这些都没有伤害到它们。[2] 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始终是西方占领国之中的首要目标，再加上德国中上层阶级的利益，有效地破坏了西方去纳粹化的任何真正努力。没过多久，曾经帮助维持第三帝国的重要部门都被欢迎进入新的亲美政府。正如已故的William D. Graf所说：
Markus Wolf and Anne McElvoy, Man without a Face: The Autobiography of Communism’s Greatest Spymast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9), xi.
Charles Higham,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n Exposé of the Nazi-American Money Plot, 1933-1949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83).
William D. Graf, “Anti-Communism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社会主义年鉴》(1984): 167.
Women Against Imperialist War (Hamburg), “War on Imperialist War,” in Prairie Fire Organizing Committee, War on the War Makers: Documents and Communiqués from the West German Left (San Francisco: John Brown Book Club n.d.), 21
4.Werner Hülsberg, The German Green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file. Translated by Gus Fagan. (London: Verso, 1988), 22. 5.Karl Heinz Roth, L’autre movement ouvrier en Allemagne 1945-78. Translated by Serge Cosseron. (Paris: 6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79), 50. 6.出自Hülsberg, 22-3. 7.同上, 23.
关于所有这些, 参见The Neo-colonialism of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fro-Asian Solidarity Committee, 1965), 20-35, 39-45, 62-65, 82-85页.
Madeleine G. Kalb, The Congo Cables: The Cold War in Africa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193页.
Frieder Sclupp, “Modell Deutsch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West Germany: Formation and Contents, 由Ekkert Kruippendorf和Volker Rittberger编辑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0).
引自The Neo-colonialism of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96-97页.
David Childs, From Schumacher to Brandt: The Story of German Socialism 1945-1965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66), 49.
模范所不需要的：KPD
战后，KPD得益于明确的反纳粹历史记录，但由于各种因素，这一强势地位迅速瓦解。华威大学的Patrick Major在他的著作The Death of the kpd: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in West Germany, 1945-1956中对这种衰落进行了有价值的概述。 根据Major的说法，战后的党领导层发现自己经常与更激进的普通党员发生争执。由于许多工人阶级的不满都是针对占领国的，其中之一就是苏联，所以它与它的所谓的支持者——无产阶级——进行联系的处境是很差的。事实上，正如Major指出的那样，“最早支持罢工的人往往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德国康米党人像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把重建国家放在工资增长或者甚至是去除纳粹化的管理之前。”[5] 该党与执政东德的统一社会党(SED)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该党的实力。SED鼓励KPD的保守倾向，坚持优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反对西方占领军的进步反对派，把阶级斗争放在次要位置。他们不仅希望能够从帝国主义手中撬下来“西部地区”，而且还意识到KPD的主要竞争对手——SPD——正在通过其“煽动民族主义乌合之众”来赢得支持。 [6]在这个爱国策略为主的时期，反资本主义的言论被淡化了。在一些州，党员被要求停止在公开场合演唱《国际歌》，锤子、镰刀和苏联红星的标志也从他们的活动行头中被移除。 [7] 让从第三帝国下幸存过来的许多同志感到反感的是，KPD甚至一度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的联合阵线，吸引中产阶级分子、爱国资本家，甚至前纳粹支持者。[1] 尽管KPD在1956年被取缔，但这种可疑的“反殖民主义”代表了真正的阶级力量，以及相当一部分进步的观点。这些姿态并没有为康米党赢得任何重要的民族主义支持，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在未来反对重建武装和核武器的运动中依然可见。尽管这些运动中绝大多数都是左翼分子，但它们仍然能够吸引（并接受）保守派甚至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反对融入西方集团，认为这是“不爱国的”。 随着冷战的降临，与东德SED的联系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负担：当西边的康米主义者在FRG反对重整军备时，他们不得不为GDR的重整武装找借口；当他们谴责西部剥削性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不得不为东部的计件工作制政策辩护；当他们抱怨美国人对FRG的“殖民”时，他们不得不对GDR并入苏联集团一事保持刻意沉默。 尽管党在明确反对阿登纳政权专制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战斗，不仅因为右翼的镇压，还因为西部地区斗争的要求与东部地区的统治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