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东亚性与现代的文化观察视角

在现在谈论内卷、996乃至文官制度与政体之时，常常会提到一个文化意味的“东亚性”。具体而言，就是基于本位出发，通过对日本韩国这两个重点国家的战后现代化历史描述，提炼出一整套“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社会的共性，其中有几个特征常常自觉不自觉的会与西欧北美作对比：对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有为政府”、掌管资源而威权赫赫的“行政官僚”，自觉不自觉的“大政府依赖症”，相对明显的政坛“老男人帮”。

我之前常常也认同这样的“东亚性”分析，但是接触到的“新清史”视角让我思考另一种可能性。“新清史”以族群视角为中心，各族群是怎么在庞大帝国中互动来反哺自己的族群身份。让我引用知乎上的回答来表示：

①清朝“帝国”广袤且内部差异巨大领土的形成：关注清帝国的扩张/征服过程，探讨帝国如何采用不同的统治策略掌控了各个领土区域（**ina Proper、**、蒙古、**、Manchuria、……），并维持其政治秩序；
②清朝“帝国”当中复杂的文化氛围：关注清代庞大的文化维度和灿烂且多元的文化形态，探讨帝国中的不同组成在文化上的反映，以及这种文化背后的政治涵义。
③边境与中央的互动如何哺育了族群身份：关注清帝国对边境的统治（主要是西北边境，其他地方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探讨清帝国对周边地区的移民、屯垦、*，以及基层社会的控制；
④旗人族群身份产生的时机：关注“族性”(ethnicity)，探讨旗人是否/何时具有族群身份、其族群如何组织并控制了清朝的政治权力；

也就是说，在野的爱好者在不断主张以“东部地区”为代表的“东亚性”之时，是不是忽略了广袤的西北边境地区所产生的文化内容影响。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把现代**仅仅视为一个放大版的“**ina proper ”而是确实要像“新清史”一样看到不同的地理单元（包括**ina proper 和诸边境地区）产生不同的文化影响和认同交织起来的混合物？

我愿意和大家交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