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从出生起，每年暑假我都会回老家一趟，通常是我妈的老家，虽然离我生父的老家不远，但生父的老家里没有家人——祖父和祖母都在广东，于是也没必要回。祖父死了以后，房子作为遗产被卖了出去，祖母随叔叔生活。不久以后父母离婚，我也就只剩了这一个老家。

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回老家，因为在老家能整日坐在卫星电视前看那时浙江卫视轮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自己家的电视那会儿还是模拟信号，收不到浙江卫视的信号），还能在正建筑的新屋旁玩沙。到了傍晚，我就去附近的一条小溪里玩水，那水里大抵是混上了农药一类，又或者是上游矿山排放的废水，反正我每次回老家，手指就开始蜕皮。后面我还发现，蜕皮以前手指上先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不过那已经是初中时的事情了。小学时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这样的观察力，母亲也并不怎么在意我手指的蜕皮，只是开玩笑说我“果然属蛇，到了季节要蜕皮”。

2008年的夏天，我正准备上小学一年级，而新屋正在打地基。所以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是在一间“泥巴房”里看的。“泥巴房”是我自己创造的名词，因为这些房子的墙体是用“泥土砖”砌成的。后来又发现所谓“泥土砖”里也不全是泥土，而是泥土混上秸秆，一些时候还有灰色的粘土混在里面。所以，如果要为这种砖取一个新名字的话，应该叫“植物纤维增强泥土复合砖”才对，不过在得到这个发现时，我在老家已经不用住“泥巴房”了，不久以后连“泥巴房”也没了。

农村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每年回去时，老家的变化比起前一年都不大。小学的六年里，我看的电视从熊猫换成了康佳，然后又换成创维，但换下来的电视也只是简单堆在一旁；那条能让我蜕皮的小溪一直这样流淌，春夏涨水、秋冬枯水；和后来我从地理书上了解的一样，屋外种的稻子一年成熟两次。

每年暑假我回老家的时候，第二茬水稻都大抵已经播种完成。不过2009年夏天那次是个例外，那一次我回得比较早，于是能下到邻居的稻田里，把收割好的水稻放到脱粒机里打谷玩。收完稻谷以后，又学邻居那样把秧苗抛到土里，从而免去插秧的劳累。秧苗的根部带着一小块泥土，抛秧时在空中像羽毛球那样飞行，要让秧苗直立而不倾斜，抛秧时就要讲些技巧。我是抛着玩的，抛完以后，农民们往往要把我抛的秧扶正，于是又得像插秧那样弯腰下去。我看得不好意思，抛了一行之后就把秧苗还给了邻居。在我这么耍的时候，我的父母也许会想教我什么，但他们其实也不会干农活，又怕出丑，所以也不好装出一个教我的样子，只能在旁边看着。

我的祖父是大学生，祖母是银行职员，外祖母是教师，而他们少年时家境也都不错，不需要他们下田。因此，我的四个直系祖辈里，或许只有外祖父曾种过田。但他青年后很快入傥，又进矿山干起文职，成为“有力量”的“工人”之一，每年发一双胶靴、每天由大客车接送（那时是60年代）。我的父母就更不可能懂得怎么干农活了。而要论农业知识，他们也未必能比得上在花盆里亲自种过小麦和各种豆类的我。

以前在别的地方说过，我的生日是双十节。这天往往因为国庆调休而不放假，所以我的生日宴会也往往是随便找个日期办的。生日宴会离生日差得最远的一次是在2011年的十岁生日。外祖母在宴会上祝贺，同时感叹道：“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啊？”那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外祖母就得肺癌死了。她的葬礼是在老家的一间老“泥巴房”里办的。为了让她“入土为安”，在她弥留之际，她的四个子女租救护车把她从广州拉回江西，总算让她在老家断气，没影响广州的火化指标。当然，就算是在老家断气也并不安全，毕竟同一个村里也有人会为了逃避官员在灵堂外的盯梢，而选择在深夜将老人下葬。不过外祖母倒是顺利入土了。

然而“入土”也不一定就“为安”。下葬两三年后，县里大搞“美丽乡村建设”，其中一个环节是迁坟运动，要把各家坟头铲平、棺材移到新建的公墓里去，每个墓穴收500元（比起城市里倒是便宜不少），年费不明。时任县书记于是被乡里人骂作“迁坟书记”。外祖母的坟也在被迁之列，作为老傥员的外祖父倒是很愿意听组织的话，在同意书上爽快地签了字，但大舅闻讯暴跳如雷，连夜驱车到老家，把同意书一把撕了，之后在母亲等多方努力下，外祖母的迁坟才终于成功。

人的死亡当然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我实在没法把外祖母的身后事讲得不这么黑色幽默。在这幕闹剧里，编剧的责任总比演员大。闹剧总是需要演员来上演的，但如果编剧不这么编，演员也就不会这么演。

老家“美丽乡村建设”的另一个环节是拆旧屋。最初所有“泥巴房”都要拆除（钱当然还是自己掏），村里人四处求告以后得以宽限：若不拆除，则需为“泥巴房”更换瓦片，把旧的陶瓦换成一种带釉的瓷瓦。新屋落成后，旧的“泥巴房”已经成了杂物间，自然也就没必要再保留，于是外祖父请施工队把旧房拆了。

其实前面说“农村的生活节奏很慢”云云，倒也不尽然。倘没有一些外力的干涉，也许农村的变化速度会比城市更快。此前有人想返乡创业、建厂招工，又有人给自己的田里种上了果树和葡萄，但随着贸易战打响，一声令下，厂子不让办了、果树砍了、葡萄铲了，说是要保护主粮。

我现在已经没法去那条小溪里玩水了。一两年前，一伙人来到我老家，说是要帮忙清理河道，还会给每户村民两百元“补贴”。这条小溪上一次清理河道是在1969年，村民们听说以后就答应下来。可清理河道明明是付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事情，为什么不要报酬，反倒贴钱给村民呢？几天以后谜底揭晓：这伙人把河道上上下下挖了个底朝天，然后把挖出来的河沙全部运走了。这以后河岸不停塌方，想下到溪边都十分困难。就算下到河里，原本只没膝的水，在河沙被盗挖后也已深不见底，无法让人站立。不过，如果真的碰到溪水，我的手可能也还是会蜕皮。